嘉庆

嘉道时期（1795年到1850年），是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时期，如果说在此之前，中国在科技、教育等方面强于中国，而GDP落后于中国，可以作为近世国人反击“欧洲中心论”的重要证据的话。那么，嘉道时期过后，我们其实就没有任何值得“夸耀”的地方了。

嘉道时期在民族奋进精神方面也是坍塌的时期，经过“文字狱”的洗礼，整个汉族精英阶层噤若寒蝉，特别是江南文人也失去了过往的“士人精神”。虽然，湖湘文人集团借此机会脱颖而出，但嘉道时期所培育的“经世致用”之学，也仅仅是在器用方面进行奋进，而失去了对皇权、官僚权力的制衡。整个官场，已经不可阻挡地向下运动。无奈的是，这个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倒退，也即史称的“道光萧条”。

道光时期，从皇权角度说，在继承了汉人皇权的优点的同时，道光却放到了汉人皇权的缺点。例如道光在勤俭节约方面值得赞赏，但在吏治方面则比嘉庆更加后退。

嘉庆在吏治方面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农民起义而对吏治谨小慎微。道光却纯粹因为其经历、理念、能力、魄力而造成改革失败，错失了许多再发展的机会。在道光年间，中国确实是相当程度地“闭关锁国”。

进入十九世纪后，需要进口白银的中国，因为比价问题，反而大规模出现了“外流”现象。而中国的铜产量根本无法弥补这一趋势，为此，直接造成了“通货膨胀”。最终，中国在货币战争中失利。银的紧缩以及大量劣质铜钱的出现，使得银贵铜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

银主要是作为富人、官员之间流通的主要货币，铜钱则主要是升斗小民之间流通的主要货币，在银贵铜贱、通货紧缩的压力下，物价指数不断降低、经济萧条。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开始降低，国库空虚问题再度显现。这时，鸦片流通问题又开始使问题雪上加霜。

以上诸多问题的主要负面因素，则基本由底层百姓承担。富人靠巴结权贵，权贵靠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将各种负担转移到了穷人身上。再加上从乾隆后期就越来越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，一切一切的问题，终于催发了各种问题集中爆发。

那一时期，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权力集团，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，但一来，他们认为中国地大财雄能够坚持下去，希望未来会更好。二来，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，因此，不敢下定决心去处理，生怕由此引发大的动乱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嘉道两位皇帝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希望用道德说教、榜样的力量来感化官员阶层，然而，道德感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。

在吏治方面，嘉庆继位后，表面上看中国富庶得很，其实已经落后于世界民族大潮。内部阶级矛盾非常严重，农民起义、民族起义此起彼伏，国库也很空虚。

在此情况下，发生的和珅大案，使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的财政收入，也震慑了贪官污吏。嘉庆帝是想做些事情的，面对乾隆晚期贪腐盛行的局面，在诛杀和珅之后。嘉庆帝就做出了“禁呈宝物”（地方督抚进京面圣、庆典等都要敬献礼物）的决定。希望以身作则做天下的表率。

道光

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三月，肃亲王永锡因为三子去上书房入学，为了和皇后交好利于儿子成长，便私下让自己属下的太监转交给负责皇后膳食的太监一些玉器陈设。嘉庆帝知道后，将肃亲王职位全部革去。而且，还把亲王、郡王们全都叫来，当着众人的面把礼物仍还给了永锡。嘉庆为政二十五年，除和珅外，一二品贪官共杀两人一名总督、一名巡抚。

道光则是雷声大雨点小。例如在懒政方面的处理。按照清廷的规定，钦办、咨交的案件，必需在四个月内完成，大案要案可延期但也有具体的时限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各种案件拖延的情况仍然很多。这种情况，在嘉庆朝就已经大规模出现了。

仅以《嘉庆实录》中，有记载的因拖延审理结案而致死的人证就高达56，000多人。在被拖延的案件中，有的被拖延了长达十七年。一件很简单的案子，竟然经过了下述流程：上告知府89次，上告道台33次，上告布政司9次，上告按察使19次，上告巡抚16次，上告总督11次，共计177次。

案情其实很简单，嘉庆二十三年（1817年）广东萧某向邱某要房租不成，结果杀了邱姓二人。但这么个简单的案件，直到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还没有开始办理。道光朝比嘉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不仅如此，嘉道时期也是汉族知识分子彻底“精神奴才化”时期。同时，旗人彻底“汉化”的同时，也丢失了众多汉人精神中缺少的某种气质。

当然，嘉庆和道光还是有区别的。嘉庆登基之后点杀和珅，在政坛立威，心中豪情万丈。因此，在吏治上较为严肃，然而，其后因为时光的流逝，嘉庆的雄心渐渐地消失了。道光则顺利接班，虽有宫斗但毕竟没有经受过什么大场面。起初的指点江山的气概，一经挫折便迅速跌落为末世之君的为政之道。

溥仪雕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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